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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年的夏天，他提着几十斤鲜菇到了汕头，菜市场的批发老板怎么也不相信这是香菇，因为在他们印象中，香菇都是晒干的，而且是冬天才有的。为了让他们相信这是香菇，廖光华借来一口锅，当场煮了让他们尝
父老乡亲的幸福生活

　　在一张６００万分之一的的中国地图上，我的家乡，福建省武平县，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圆圈。正如地图上标识的那样，这是一个偏远、多山、交通不便的地方。以至于除了孩童时的野趣，我的家乡留给我的最强烈的记忆就是贫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山间狭小的平地上种植水稻，辛苦一年的农民仅够温饱甚至温饱都不够。
　　这些印象和我在当了一名记者后，每每见到每每被打动的农村和农民的现实是相似的。在云南怒江州，我看到两个傈僳族兄弟围着火塘枯坐，除了火塘上一口烧得发黑变形的铝锅，他们别无财产，连被子都没有；在湖南省桂东县大塘乡春峰村，我拿到了一张死亡名单，这个村庄的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几乎每年都有人死于非命————而他们最多只能得到几千元的赔偿；在广东信宜市，山区的村民穷，娶不到媳妇，买卖妇女成风，有的村庄竟有５０％的媳妇都是买来的；在中国农业大包干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乡村经济大概在８０年代中期就停滞不前，温饱有余，小康难奔……
　　在１９９９年的年末，报纸上最热门的词是ＷＴＯ，我们以极大的热情讨论着加入世贸、市场经济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广大的农村和数亿农民的主要生产活动还是种植粮食，市场化程度是很低的，他们种出的粮食，大部分被自己吃掉了，而他们与市场仅有的联系，也就是在乡村集市上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很显然，如果停留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民的生存状态很难有大的改善。人均一亩多耕地上有限的收获，是很难让他们过上小康生活的。
　　不久前，我回到家乡，以一个记者的眼光来再次审视我的家乡和我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
　　在离我出生的地方仅有几十公里的武平县东留乡大联村，我见到了该村党支书罗盛兴。这位４０岁左右的农民，穿着干干净净的夹克衫、休闲裤，腰间别着一部诺基亚６１５０双频手机。我以为，在这海拔近６００米的高山农舍里，这可能只是件摆设。但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到坪里（院子里）就打得到了。”他说，他刚刚跟广东揭阳的一位老板通过电话，谈好明天夏洋白菜的价格是０·５５元。一辆满载白菜的车已经行驶在路上了，明天，司机就会把菜款带回来。“ 今天只能谈明天的价钱，谈不了后天的价钱。”他这样证明他拥有手机和电话的必要性。
　　罗盛兴的房子收拾得很整洁，吃饭的八仙桌擦得木纹毕现，壁橱里放着一部红色的电话，厨房顶上安着一台卫星天线，院子里放着一张球台，罗盛兴和他兄弟的孩子正在欢快地打乒乓球。一切显得幸福而安详。
　　罗盛兴家的生活在村里并非“一枝独秀”，在他所在的自然村，超过一半的农民装上了电话，大部分的农民买了摩托车，富裕程度远超过邻近的村庄。
　　在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在武平，这里也算是条件艰苦的地方：离县城几十公里，仅有一条机耕路进村；海拔高，人均一亩多地都是山坑冷烂田，只能种一季水稻，别的地方一亩能打１０００斤稻谷，这里只能打６００斤。
　　但３年前开始，大联村大部分的耕地上就不再种水稻，改种蔬菜了。有人发现这个村庄的耕地种水稻产量低，种菜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这里海拔较高，气温较低，每年８—１０月份，广东因为气温高、台风频繁种不出菜，这里种出的反季节蔬菜正好可以在那里卖出好价钱。这里离广东潮汕地区只有三四百公里，离广州也只有５００多公里。
　　今年，罗盛兴除了自己的责任田全种上蔬菜以外，还在邻村租了３０多亩地种菜。在大联村所在的东留乡，很多的耕地都不再种粮改种蔬菜了。据县里主管蔬菜生产的“蔬菜办”统计，现在全县反季节蔬菜的种植面积已近两万亩。而县里有关部门打算在经过县境的国道和省道沿线都种上菜，不种水稻，以树立蔬菜生产县的“形象”。他们说，即使不考虑反季节因素，武平的蔬菜也是有优势的。因为在这个县，没有什么工业，几乎没有什么污染，这里生产的菜可以以“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的品牌打开市场。
　　从大联村下来十几公里，海拔降低了一百多米，公路边是肥沃的双季稻田。这里原来是武平县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东留乡苏湖村的廖光华说，他全家５口人１２亩地，已租给人种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只种一季。这并没有导致他生活质量下降。在路边，他盖起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三层小楼。在他所在的村庄，这种小楼正逐渐取代以前的土夯楼房————在我们客家地区，黄土夯筑的楼房一直是农民的主要居所。
　　和大联村不同，让廖光华和他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是另一种东西— —香菇。１２月中旬，秋高气爽，在经过苏湖村的公路上，晾晒着一层木片。这些两毫米左右厚的木片，在晾晒干以后，都将被粉碎成木屑，作为种植香菇的原料。现在种下菌种，明年夏季才能长出香菇，那时候，新鲜香菇是罕见的东西，在国内菜市场上能卖到三四块一斤，而出口日本、香港，则能卖到十几块一斤。在东留乡，有人建起了十多个冷库，把新鲜、质量好的香菇运往美国、日本、香港、东南亚。
　　廖光华是这个村庄最先种植反季节香菇的人之一，也是最早把反季节香菇推广到外面的人。１９９６年的夏天，他提着几十斤鲜菇到了汕头，菜市场的批发老板怎么也不相信这是香菇，因为在他们印象中，香菇都是晒干的，而且是冬天才有的。为了让他们相信这是香菇，廖光华借来一口锅，当场煮了让他们尝。现在，廖光华的生意已经做到了广州。在很长的时间内，他常住广州，他的妻子在家乡把香菇收购来，托上前往广州的客车。廖光华在广州接到货后，马上拉到批发市场批发。他说，广州长堤草菇批发市场，１９个批发香菇的摊位，有１８个是武平人开的。遗憾的是，以前我在夏天的广州吃到香菇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可能是我的父老乡亲们种出来的，运过来的。
　　蔬菜也罢，香菇也罢，对于我的父老乡亲们，本不是陌生的东西，现在对他们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正如美国、香港、日本这些本来那么遥远的地方，竟和他们有了这么直接的关系。比如罗盛兴，祖祖辈辈以种田为业，现在他的田地上的出产，不再只共自己食用，而是卖给那些遥远的地方的陌生的人，而买回的除了大米，还有电话、大哥大、摩托车。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都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罗盛兴向我和陪同来采访的县、乡干部打听一种“比利时杜鹃”的市场行情。他说，他打算明年不种菜了，改种花卉，据说种花一亩地一年能挣一万多块。
　　大联村、苏湖村的父老乡亲们，找到了他们进入市场的方式和资本：由种粮到种菜，他们把他们的土地的产值，提高了１０倍，也把自己的生产和生活，与外面的世界，与市场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乡里和县里的干部，把这称为“产业结构调整”。但不能企望我们县的所有父老乡亲，都以这种方式进入市场。现在，全县９５％以上的土地，大多数的农民都还在种粮食。作为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县，除了保证全县３７万人要吃饱，还要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必须用大部分的土地都种粮食。
　　进入市场，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但是，除了有限的几亩首先必须保证肚皮问题的土地，我的父老乡亲们几乎再没有什么进入市场的资本了，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他们自己。在离我的家乡３００多公里的厦门市湖里工业区，有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塑料厂、玩具厂，据统计，至少有两三万我的老乡———— 武平人在那里，在充满噪音、废气和危险的车床旁从事着简单、机械、重复性的劳动。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有更多这样的工厂，也有更多这样的劳动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都是我的父老乡亲。　
　　很长时间来，打工、出卖劳动力，是农民进入市场，也是他们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主要的方式。但这种改善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样的劳动力实在是太廉价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打工一年的农民，连回家的路费都挣不到，和他们种地没什么区别。
　　回故乡采访时，不止一位父老乡亲问我，加入世贸（他们一般称之为“入关 ”）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稻谷、大米会不会一文不值，养猪会不会成为一件无利可图的事情。当市场经济的大潮迎面而来的时候，他们怀着一丝希望，但更多的是迷茫。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成为这个社会转型时期阵痛的承受者，因为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