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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1999.10.15
被拐女为什么不回家
□本报记者 长平 方三文
魏拉曼：“这是一件十分复杂艰难的事。”
１０月７日，我们第一次走进信宜市公安局刑侦大队二队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桌子上有一封信，一封没有标点没有停顿急匆匆一气呵成的信，是一位广西女子向父亲的求救：她上当受骗被拐卖到这里，痛不欲生，哀求父亲一定借够钱来赎回；她想念幼小的女儿，想念丈夫阿强，不知道阿强还会不会想她……
警方说，这位女子已在９月的一次由公安部统一部署的打拐行动中被解救回乡。
１０月８日，我们第二次走进这个专门负责打拐工作的办公室的时候，看见一个瘦弱的男人带着一个瘦弱的孩子坐在那里，他一边贪婪地吸着水烟一边向警方诉苦：他于１９８８年花３０００多元买来并已为他生儿育女的妻子最近被村里人拐走卖往他乡。
警方告诉他，他买老婆而且至今没有办理结婚证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况且谁知道那位不足２０岁即被拐卖的女人是自愿逃走还是再次被拐卖呢？
警方告诉我们，几乎每天，他们都要处理这一类事情。
地处两广交界处的信宜市，是广东乃至全国拐卖人口的重灾区，被公安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确认双方合作打拐的重点地区之一。
长期以来，这里买卖人口成风。据当地警方统计，１０年间经他们之手被解救出来的妇女就达７０００多人。而这个数目只是被拐卖妇女的一小部分。几乎在信宜市的每个山村，都有被买来的外地媳妇。在某些特别偏僻的山村，“买媳妇”的比例甚至高达５０％以上。
被拐卖来这里的妇女，年纪最大的４０多岁，最小的只有１４岁。她们来自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其中以广西和云南居多。
信宜每天都有直通云南富宁县的班车。班车途经主要的人口拐出县：云南的富宁县、广西的那坡县、南宁地区的几个郊县。在这路班车上，有神色警惕、挟持着被拐妇女的人贩子，也有解救被拐妇女的警察和家长，更多的是抱着孩子回娘家的被拐妇女。
经过近几年的普法宣传和警方的努力，信宜的村民们都知道买卖人口是违法的事，但“买媳妇”的事仍屡禁不止，当地人的解释是“博一博”，因为这种赌博的胜算在９０％以上。
在９月的那次大行动中，警方连夜冒着毛毛细雨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白石镇坳头村敲开这次行动中的第一家被拐妇女彦梅青的门后，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不愿回去”。这次行动共解救了被拐妇女２７名，其中只有７名愿意返回原籍。
“绝大多数被拐妇女都留下来了，”当地人会不无自豪地告诉你，“我们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她们娘家好，这里的男人也真心诚意地对待她们，她们心甘情愿在这里安家落户。”
我们实地采访以后，发现这种十分通行的说法其实是对被拐妇女的痛苦经历尤其是对她们的难堪现实的一种漠视。可被解救出来的妇女如同尚可弥合的伤口，而那些“自愿留下”的被拐女则是贴在现实上的一张永远无法撕去的耻辱牌。
９月行动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中国警方合作打拐的开始。该基金会官员魏拉曼在信宜视察了“打拐宣传月”活动之后说：“在北京时，我以为解救被拐卖的妇女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这一次来这里一看，才知道这是一件十分复杂艰难的事。”
被卖来卖去和被买来买去
彦梅青是被舅妈拐卖的。
舅妈对她说：“我在南宁有朋友，可以给你找到能挣钱的活干。”那时她从乡下来那坡县城舅妈家住已有半年，在一家酒厂打工。她想挣更多的钱，也想见更大的世面。她相信舅妈对她好，就跟舅妈一起坐车来到“南宁”————后来才知道其实是信宜。
舅妈带她和两个陌生的男人一起来到信宜市白石镇。她的身份证被舅妈扣了。有人专门看管她，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她开始怀疑舅妈用心不良。
第二天，舅妈告诉她：“我已经把你卖了。”然后就走了，把她丢给两个陌生男人。
那是１９９１年初，农历腊月间。那一年她才２０岁，还没有仔细想过婚嫁的事。
两个陌生男人即是二道贩子。他们找了几个买主，经讨价还价，最后以３０００元的价格卖给了白石镇坳头村比她大１０岁的农民蔡青。
这并不是一个特例。在这些地区，经过十多年的经营，人口买卖已形成一条龙操作方式的市场，先由一道贩子将姑娘骗到广东，转手给二道贩子，由熟悉本地情况的二道贩子寻求买主。有些姑娘会被二道贩子转手给三道、四道贩子，最后才到买主手里。二道以后贩子以男性居多。在这些人贩子手里，不少姑娘遭到拘禁、强奸和蹂躏，因此到了交易的时候，她们往往迫不及待地跟着买方———
—未来的“丈夫”走，甚至怀着感激的心态。
李立广，白石派出所所长，有１０年的打拐经历。他向记者称，１０年间，经他手解救的妇女就达２０００多人，经他手抓获并被判刑枪毙的二道贩子就有１９人。
而头道贩子都是广西或云南本地人，以女性居多，其中不少人即是被拐女的熟人、朋友甚至亲戚，利用被拐女对她们的信任，以到广东打工、进货或者游玩为名进行诱骗。
贫穷是她们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个原因。广东的经济发达对她们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与此同时，贫穷也是深山里的男人买老婆的一个原因。
今年３１岁的许玉兰当年渴望来广东打工。她也是广西那坡人。１９９４年的一天，她在赶集时一个熟人对她说，广东一家工厂招工，得马上走才赶得上。因此她连招呼都没向家里打一声就跟人贩子来到了信宜白石镇。她被关在白鸡村的一户人家里，“他们找了很多人来买我，我都不干。”姑娘惟一的反抗就是愿意跟一个出低价的人走，以此来对人贩子进行报复。最后，她跟了该村的穷人陈茂昌。成交价１７５０元。她这才知道，原来广东也有穷得讨不到老婆的人。
１０月８日中午，１８岁的黄俏玲挺着８个月大的肚子，走了４５分钟的山路，给在深山里割松脂的２０岁的“丈夫”彭志东送饭。
黄俏玲是广西南宁附近的扶绥县人。去年５月份，初中毕业不久的她和另一个同学到南宁找工作。在南宁汽车站附近，两个中年妇女跟她们搭讪，说自己有个水果批发部，需要人帮手，然后以去批发水果为名，将她们带上了一辆长途汽车。
在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她们住了四五天，其间，不停有人上门来“
看望”她们，黄俏玲的女同学被人带走了。５天之后，黄俏玲以３２００元的价格卖给了彭志东。
许玉群、许玉芳是那坡县同一个村里的一对好朋友。有人对她们说，贩卖鸦片可以挣大钱。母亲说，他会把你卖掉。许玉群不信，固执地走了。到了信宜，那人对她们说，钱没了，先将你们卖掉，然后我再来救你们出去，将所得的钱平分。在将信将疑中，她们被分别卖到了洪冠镇南翻村和白石镇河坎铺村。
人贩子没有来救她们。但这是她们的幸运。有一个人贩子将姑娘卖掉后，又到警方报案说姑娘贩毒，警方抓后放出，人贩子再将其卖出。如此反复再三，姑娘惨遭倒腾。
这潭脏水就这样越搅越脏。人贩子甚至把深圳、珠海的小姐拐来，令买方染上性病。
在我们所走访的村子里，买卖妇女似乎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有人算了一笔帐说，娶一个本地姑娘，光彩礼就要六七千元，礼金还很高，而买一个被拐女只要两三千元，而且简单方便。
廉价的买卖使地方婚姻状况趋向畸形。本地姑娘为了自己的尊严，要么抬高身价，要么远走高飞。那些不够富裕不够体面的男人的婚事自然就落到了人贩子手里，如此恶性循环。
彦梅青的弟媳、许玉兰的嫂子都是买来的。记者问许玉兰村里还有没有外地媳妇时，她和周围的人都笑了，原来记者身边看热闹的人群里就有。据彭志东称，方田坳１８户人家中，就有６户买了外地媳妇。据洪冠镇南翻村的村干部介绍，在该村的坑尾队（一个自然村）有十多家媳妇是买来的。
有人买了一个媳妇，过些天跑了或被解救了，就又凑钱买一个，最多的人甚至买过８个媳妇。有６０多岁的老头买了１８岁的女孩，生下孩子比孙子还小。
她们就这样留下来
彦梅青竟然躲过婆家人的看管跑了出来。在这个语言、环境和生活习惯都很陌生的地方呆了一段时间后，她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想家，想爸爸妈妈和弟弟。她飞快地走过了一段山路，又走过了一段乡村公路，来到白石镇。
好在舅妈没有没收她的钱。凭着身上的几十块钱，她应该能够回家。
在白石镇，她搭上了一辆中巴，到了信宜。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巴车主不让她下车。他从她的口音、她的神情已经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在干什么。就像捡了一箱货物一样，他把她扣了下来。
可怜的姑娘绝望地跟着中巴车又回到了白石镇。
中巴车主很容易地打听到她的买家。在索要了几百块钱之后，他把她归还给了蔡青。
这次经历使彦梅青彻底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她知道跑是跑不掉的。这是一张密织的网。事实上，所有的村民，包括基层的干部，都知道谁家买了媳妇，但是没有人来干涉，没有人来问一问她想不想回家。
警方说，凡是有求救要求回家的被拐女，他们都一律解救。但是被拐女一般都文化低，见识少，并不知道这种事情可以找警察。彦梅青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许玉群则是文盲。彦梅青说她后来经常从白石派出所门口过，从不知道这地方可以帮她回家，直到１０年后的今年９月那次行动中警方找到她。
原因是１０年前她向家人写信求救，家人报了案。
本来，她被卖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其一，她在信中写明了地址；其二，拐卖她的舅妈很容易被警方找到。
谁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她的弟媳，是先她而买来的她的那坡同乡，劝她留下。
蔡青，这个贫穷而老实巴交的农民，和几乎所有买老婆的农民一样，为了留住辛苦攒钱买来的女人，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是竭尽所能地看住她；
其次是（至少刚开始阶段）尽可能地对她好，让她少干活；
还有就是告诉她，可以让她走，但把买她的钱还来；
————多数被拐女都和彦梅青一样给家里写了求救信，但多数被拐女家庭都和彦家一样，到哪里去筹集那笔钱呢？
最致命的一招是尽可能早地让买来的女人怀上自己的孩子。
从２１岁开始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彦梅青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１０月７日，因为小儿子的腿摔伤了，她一直在家里陪着，没有出去干活。三个孩子在她身边跑来跑去，在空荡荡的土坯墙屋子里跑来跑去，彦梅青笑着————她长得端庄而灵秀。她和孩子们都说着流利的广东话。那天晚上，她用流利的广东话对迟到了１０年的解救人员说：
“我不愿意回去。”
在我们的采访中，有被拐妇女认为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家乡好的，但没有人认为它是让自己安心留在异乡的原因；原因几乎是惟一的：为了孩子。
被拐妇女对孩子的爱是无与伦比的，在一生中的很多时候，那是她们惟一的寄托和安慰。
有了孩子以后，婆家就允许彦梅青回娘家了。先不让带孩子回去。父母兄弟都劝她别管孩子，不要回来了。但她哭着回来了。
小儿子出生以后，她被结扎了，像命运的某一道门被永远地关上了。
彦梅青的经历是所有留下来的被拐妇女的经历。
黄俏玲所在的信宜市洪冠镇方田坳村位于云开大山深处，到最近的公路要走上一个小时。在这里举目四顾，除了山还是山，很难想象一个弱女子能从这里逃出去。好在彭志东和家人对她还比较和善。今年４月，爸爸带着当地警察找到这里，问她要不要回去，她说不想回去了，对这里已经习惯了，已经有感情了。当时，她已经有了身孕。
黄俏玲和彭志东住的是一座建于７０年代的土坯房子，又矮又黑，难见天日。在方田坳这个交通不便的小山村，所有的村民住的都还是这样的房子。黄俏玲说，这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她老家。但这并不妨碍她选择留在这里。１８岁的姑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许玉群的父亲在她被卖后不久就找到了买主程球家。走的时候，父亲对她留下了一句话和一首诗。那句话是：等爸爸回去筹够了钱就来赎你。但从那首诗中可以看出，父亲显然没有筹够钱的信心：
一梦惊来女儿飞，嘶破嗓门无回音。
不知何妖夜夺去，使得一家日月泪。
……
只愿苍天相照应，留得情谊比锦翠。
父亲也只好认命了。他回去以后索性找到人贩子和他平分了女儿的卖身钱。
许玉群则是这样想的：“当时回去更难嫁人。”
认命的女人们兢兢业业地相夫教子。山里的男人大多纯朴敦厚，在攻克了语言的障碍之后，在放弃了出逃的念头之后，在有了孩子之后，被拐卖的女人们后来都多寡不一地对他们产生了感情，有的甚至十分恩爱。因此，当警察或者记者来访时，有的被拐女生怕有什么没有说对而家被拆散了，总是一股劲地往好处说。许玉兰一家１２口人挤在５间土坯墙房子里，照着１５瓦的昏暗的灯泡，看着１９８１年买的井冈山牌１２英寸黑白电视，但是她一直乐呵呵地笑着，反复强调她是自愿留下来的。
但是，“总有一种被卖的感觉，”彦梅青说，“我恨舅妈，因为她毁了我一生的幸福。”
在我们所采访的被拐妇女中，没有一个人肯在这件事情上妥协。
“人贩子人人都恨。”许玉兰说，“带我出来的人贩子回去就被枪毙了。”
许玉群的家是看起来挺气派的一大排土坯墙房子，但里面住着四代共４０多口人。单是许的丈夫程球就有６兄妹（未分家）。但小两口打工存了一点钱，决定明年自己另建新房。他们有电饭锅、电风扇和康佳彩电，他们的孩子玩着色彩斑斓的玩具手机和汽车。记者提问时，村里人和家人一直在旁边制造气氛，引导她说好的方面，她也一直附和着。有人开玩笑说：
“你应该感谢人贩子，没有人贩子你有今天吗？”
许玉群突然不肯附和了，说：
“我恨人贩子。”
“为什么恨他？”记者问。
“因为他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