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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13

别了,野牦牛队

 本报记者 方三文扎西多杰

     2001年元旦刚过,就传来消息,长期在可可西里进行武装反盗猎活动的野牦牛队被撤并了。

  尽管知道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我还是感到震惊。相信对很多一直关心野牦牛队,关心藏羚羊,关心环境保护的人也是这样。

  不久前的2000年12月14日,还是一个让野牦牛队欢欣雀跃的日子。那天,野牦牛队荣获了中国环保最高奖金的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

  在北京一直陪着梁银权的野牦牛队编外队员、环保志愿者胡佳的手机几乎成了热线,他们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个祝贺电话。

  在颁奖典礼现场,野牦牛队的第三任领袖梁银权书记宣布:30万的奖金将全部用于藏羚羊和可可西里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野牦牛队的弟兄们在千里之外观看了颁奖典礼的电视直播。他们因为资金匮乏,整个冬季都没能巡山了。

  留英人类学学者杨建华给野牦牛队发来了这样的贺信:

  爬冰卧雪,餐风露宿,心悬可可西里,情牵四海内外,七年一日,前仆后继,英雄夙愿终得偿;

  肝胆相照,宠辱不惊,志在千秋功业,历尽艰难险阻,同仇敌忾,爱憎分明,藏羚有知可同欢。

  从北京载誉而归的梁银权还没有返回格尔木,就接到了玉树州请他去一趟的电话。四天后,西部工委撤消,野牦牛队弟兄并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就在差不多同时,我收到了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寄来的一份材料,材料中说,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进行冬季巡山,清理了一批在可可西里捕捞卤虫的人员,这份材料隐晦地表示,这些捕捞活动和野牦牛队有关。野牦牛队曾经多类似的指责:出售缴获的藏羚羊皮、在可可西里进行采金等经营性活动。

  这样截然相反的毁誉,是几年来野牦牛队所一直面对的,同时伴随的是野牦牛队和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之间的复杂纠葛。半年前———2000年7月,为了探求其中真相,我和本报摄影记者周浩曾深入可可西里采访(参见本报2000年8月3日报道《谁来保卫可可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