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三峡　去我新家
□本报记者　朱强　上海崇明报道

　　别了，三峡
　　别了，我的家乡
　　每一次出发都有些牵挂
　　每一次回头都有些忧伤
　　走吧
　　那是新的地方
　　那是新的希望
　　从８月１４日开始，在短短十余天时间里，６·６万名世居农民，挥泪作别三峡故土，沿着长江，沿着铁路公路，迁往千里之外的异乡。
　　这是一次浩荡的迁徙，这也是三峡移民外迁工作的前奏。在２００２年之前，三峡库区的云阳、奉节、开县、忠县、巫山五县，将有７万人口外迁至鲁、苏、沪、浙、闽、粤、皖、赣、湘、鄂、川等１１个省市。
　　迁徙是为了发展。在一个社会转型期，有多少人在四处奔波，辗转劳顿，为了生存，为了机遇，为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情感代价乃至其他，但是他们同时为社会注入了活力，为民族带来了希望。为此我们向这些远走他乡的人们和所有的迁徙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编者

崇明第一天

　　８月１７日上午，天气阴沉而闷热，上海市崇明县南门港码头人山人海，锣鼓喧天。
　　７点３０分，怀抱着一盆黄桷树苗的云阳县南溪镇移民徐继波第一个钻出船舱，踏上了崇明的土地。从云阳到崇明，一路上他都是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在连续几天的报道中，他被描述成一个从船上到车里，再到移民安置点，“始终不肯放下手中那棵黄桷树的人”，直到他把树苗种在了崇明的土地上。
　　６８岁的南溪镇卫星村村民陈代福也出来了，后面跟着他的老伴，两个儿子和儿媳，还有两个分别为８岁和２岁的孙子。他的手里牵着一条毛色乌黑发亮的狗，他的大孙子陈园园右手里拎着一个竹篮，里面一黑一白两只还不满半个月的小狗睡梦正酣。
　　８月１６日下午，经过三日四夜航程的江渝９号客轮终于抵达长江吴淞口。
　　这批１５０户共６３９名三峡移民来自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和龙洞乡，他们是百万三峡大移民工程中第一批外迁者。１７日上午，他们将停靠上海崇明县南门港码头，至此，崇明将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

在车上

　　上海市在码头要为移民们举行欢迎仪式。陈代福的儿子和儿媳被喊去参加欢迎仪式，而他和老伴曾泽碧及两个孙子则登上了接送车辆，点上一袋旱烟，默默地在座位上等待。
　　由于车内没有空调，气温很高，小儿子陈年玖怕老人受不了，就跑到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几根雪糕，老人美滋滋地吃了几口，突然发现脚下的狗正吐着舌头，眼巴巴地望着他，就扑哧一乐，把雪糕递了上去，狗伸出了舌头，很惬意地舔起来。
　　车厢里挤满了人，陈老汉浓烈辛辣的旱烟味随着江面的热风不时在鼻孔处飘荡，有人开始大声地咳嗽。
　　老人从家乡带来了十几斤烟叶和一批种子，他想在崇明岛上种这种植物，而带来的这些烟叶足够撑到明年的收获季节，他说城里人抽的烟淡得没有味道。
　　陈代福并不是真正的移民，他属城镇户口。这次与他有关的移民户主有两个，一是他的大儿子陈年和，另一个是他的老伴，小儿子的户口挂在老伴的名下。
　　陈代福还有两个女儿，都是移民，已经报了名，但并未被分在这一批移民之列，能不能分到上海还很难说。老人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如果分不到一起，他们就是骨肉分离，可能长时间见不到面了。
　　上午９点，车子终于出发了，本来说说笑笑的移民们突然失去了谈话的兴趣，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窗外，想看一看新的生活地的面貌。

安新家

　　陈代福和儿子们的新家位于距离崇明县城约２０公里的港西镇湾北村。
　　湾北村这次共接纳了三户移民，除了陈代福老人一家两户外，还有同样来自卫星村的张林一家。张林原来在南溪镇跑个体运输，一年能挣个两三万，日子过得不错，这次为了搬迁，不得已把原价４万多的中巴车也卖了，“只卖了７０００多块，”他说，“人家知道你要走，价格就不断地压下来。”
　　张林的妻子叫甘雪梅，此前在广东一家服装厂打工，这次来上海，她也想找个类似的工厂做工，好歹这也算一门手艺。他们的儿子张楷今年不到两岁，在路上一直闷闷不乐。
　　张林的父亲、甘雪梅的父亲及妹妹、妹夫，此次一起来到崇明，一是怕他们孤单、伤心，也想看看当地的安置情况。
　　按政府计划，湾北村需要安置移民１８户，共７０人，陈代福的两个儿子及张林一家人共１１口属于第一批。
　　三幢外观漂亮的别墅型二层移民楼就矗立在湾北村一条煤渣路的旁边，整齐划一，特别引人注目。
　　鞭炮突然响起来了，闻讯赶来的村民们也好奇地围拢来，其中有一个妇女开始向纷纷下车的移民们发糖，陈代福还是牵着他的那条狗，腰杆笔挺地下了车，那狗在拥挤的车厢里呆得不耐烦了，它伸了个懒腰，又抖了抖身上光洁的毛，不紧不慢地跟在老人的身后，也许在船上已经习惯了陌生人的存在，它没有像一条普通的看家狗那样不知好歹地狂叫。竹篮里两只小狗仔显然已经醒了，不安地叫着，篮子这次被拎在陈代福的老伴手里，望着眼前的人群，她的笑容有些腼腆，有些困惑。
　　他们没有拿纸糖，有些纸糖在拥挤中掉在地上，围拢的人群突然一阵骚动，纸糖在一瞬间被抢得一干二净。
　　陈代福只关心他的两幢房子，他的两个孙子一个被抱在怀里，一个则紧紧跟随着他的爷爷。
　　家具正在码头装车，整个楼房里显得有点空空荡荡，但在进门的客厅里放着一张方桌和四条长凳，这是细心的崇明人为他们免费配制的。大门上方的檐下还横挂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村民们说，这在当地风俗中代表着吉祥如意。
　　一张署名为镇派出所的“安全防范通知”放在桌子上，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刚刚来崇明，平时不要随便与不相识的外地人（非崇明籍）结交，更不要随意将他们带入家中。”
　　８月１６日晚的崇明电视台报道说，当地政府还为每户移民准备了５００斤大米、液化气罐和煤气灶、热水瓶及安装了单页纱窗。
　　陈代福又点上了一袋烟，不紧不慢地抽着。那只黑狗就拴在他脚下的桌腿上。
　　村民们又一次围拢来，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和妇女，好奇地看着他们的新邻居。他们几乎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所以沟通起来特别吃力。
　　一个叫顾世银的老人打破了僵局，他今年６４岁，６０年代曾在四川江油县下放当知青，能讲一些普通话。
　　“你们这里的稻谷种得太密了。”陈代福慢吞吞地抽着烟说。
　　“我知道你们那里是插秧，”顾世银已经没有几颗牙了，说话有点费劲，他不断地用手比划着插秧的动作，“这里是撒秧，”他比划着撒稻种的样子，“而且科研报告说，这样做的产量并不低。”
　　“那一亩地要多少斤？”
　　“八百到一千斤吧。”
　　“噢。”老人旁若无人地喷吐着烟雾，表情有点疑虑。
　　乌云已经散尽，天气酷热难当。不知什么时候，门前的一排竹竿上挂上了两块黑乎乎的腊肉。陈代福的小孙子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他从河边捡了一截芦苇，然后笨拙地将叶子拔光，一跳一跳地敲打那两块硬梆梆的腊肉。
　　顾世银对陈代福带来的两件农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这两件被分别称为 “挖锄”和“点锄”（又称“冬瓜锄”或“点抓抓”）的农具连连摇头，“这东西用不上了，岛上土质疏松，不比山区的红土坚硬，”他有点可惜地说，“我们这里只用钉耙。”
　　“现在这里的年轻人都不种地了。”顾世银说。
　　“都一样，我的两个儿子都不会种。”陈代福说。
　　港西镇政府一个姓陆的干部说，每户来崇明的移民人均将分到一亩二分多地，还有房前屋后的几分自留地可以自由支配。除了房产证外，移民还将很快拿到土地承包证书。
　　上海市安置三峡移民有个原则就是“以农为本，以土为本”，在移民迁入上海后，不改变农民的身份，每人都拥有不少于当地农民水平的一块土地，基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同时，也可以从事第二、三产业，这样一旦企业不景气，能保证回去后仍有地可种。
　　村民们来了又散，散了又来，始终保持着对这三户移民的好奇。

过去和未来

　　第一辆运送移民物资的汽车到了，陈代福的两个儿子和张林一家人跑出去搬东西，支书和辖区民警也去帮忙，大家手忙脚乱地将一个大件搬下车。
　　午饭被安排在一户村民家里，三户移民的桌子上特意放了几碟湖南产的辣椒酱，一盆清蒸鲶鱼受到青睐。
　　饭后，他们开始清理自己带来的家当。
　　陈代福的小儿子陈年玖拆封的第一件行李是船运来的荣事达冰箱。
　　大儿子陈年和首先拆封的是一台洗衣机，他还别出心裁地在机柜里装了大批的碗盘，还有一瓶花椒油，都保存完好。
　　三户人家都带来了满坛的泡菜，张林一家还带来了几十斤盐巴，他们担心用当地的盐腌制的泡菜不合自己的口味。
　　２７岁的陈年玖高中毕业后就在云阳县山坪镇开照相馆，每年能挣两万多块钱。来到崇明，他还想开照相馆，如果时机不成熟，他打算先去打工。
　　“分到的土地，种上庄稼，够吃就行了。”他说，“何况我又不会种呢。”
　　说自己“生命中充满了坎坷与不平”的陈年玖２２岁结婚，两年后他的妻子不幸因病去世，刚满两岁的儿子陈卓是他与现在的妻子曾小翠婚后所生。
　　“我家原来每月要消费１０００多块钱，”他说，“现在，这个的经济收入来源失去了，我得另想办法来养活这个家。”他的脸上有一丝迷茫，也有一丝希望。
　　“但这毕竟对小孩好，依托上海这个大都市，他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更多的机会，”他说，“我更看好孩子的将来。”
　　哥哥陈年和同样对农耕知之甚少，他和妻子刘吉珍一同在镇上做生意。妻子摆水果摊，他则做点运输或“贩卖”生意，卖的东西很多，猪肉、水产、水果等，日子过得也不错。
　　从来没有来过崇明的刘吉珍原本打算像在故乡一样，在家门口再摆上一个水果摊，但这个愿望恐怕在短时间内难以成为现实。
　　哥俩每人都买了一辆嘉陵１２５摩托，几乎都是崭新的，刚从车上卸下来放在楼前，引来不少围观的村民。
　　今年５月，陈氏两兄弟做为户主和移民代表曾经来过崇明。那次行程的主要目的是选址建房。考虑到要外出打工，陈年玖将原先图纸规划的１５０多平方米房屋面积缩小到１２０多平方米。
　　同陈氏兄弟一样，张林也不打算种地，他还想跑运输或外出打工，村干部告诉说镇上有个纺织厂，张妻准备去那里求职。
　　在张林家的院子里就可以望见那个工厂的厂房。

牵　挂

　　天色渐晚，村支书陆卫国和镇上的几个干部仍旧在这三户移民中转来转去，问寒问暖。
　　陈代福又点上了旱烟，在黄昏的暮色中能够看到那烟叶被燃烧得一明一灭。
　　以后的日子他还是和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以老终生，这也是家乡的风俗习惯。他想抽空回趟南溪，因为那里还放着他放心不下的东西————早已打制好的两口棺材。如果崇明不让土葬，他打算把它们卖掉，无论如何，这是他的另外一种牵挂。
　　他用记者的手机给远方的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叫她抽空来崇明时顺便把自己的爆花机也带来。两副鱼网他这次也带来了。
　　他说，他来崇明的目的就是种地，看着两个孙子慢慢长大，空闲时就打打鱼，爆点玉米花挣点零花钱，如此安度晚年，倒也潇洒快活。
　　无论云阳还是崇明，他都热爱这片土地，因为“土地能生万物”，能给他带来无穷的乐趣。
　　而陈氏兄弟俩人除了在为未来盘算外，还惦记着自己应得的移民资金。
　　云阳县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刘海清说，目前随船而来的几个乡镇干部正在紧锣密鼓地把补偿给移民个人的资金发放出去，而且“什么时候发完，什么时候回去。”
　　从张林家的客厅里，已经开始传出卡拉ＯＫ的歌声，这是他的妻妹和妹夫在对唱情歌，他们新婚不久。
　　不久以后，这个村子将迎来第二批三峡移民。
　　上海市按国家计划共要接收安置三峡库区移民５５００人，到２００２年底全部完成。

在博罗县义和镇大小塘村，民工正在为移民新居赶工。　　　　　　　
　　　　本报记者　方迎忠　摄

云阳今夜未眠
□本报记者　伍晓峰　重庆云阳报道

　　８月１８日傍晚，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卫星村照相馆。３７岁的主人陈连彦一边听着上海市崇明县来的电话，一边给一只断奶才一周的小狗喂牛奶。
　　她的父母及两个弟弟于８月１３日离开云阳县，作为首批外迁移民前往上海市崇明县定居。村里只剩她和妹妹陈莲菊，按日程算，她的家人应该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照相馆就坐落南溪河大桥的东头，临近村里惟一的大街。村子离云阳县城也就２０公里的路程，地很少，村里人不种粮食，一般做些小生意、跑运输或种点蔬菜，吃的都是买来的商品粮。相比之下，这个村子算是殷富的，因此她很担心父母和弟弟们在崇明县农村里会受苦。
　　陈连彦说自己现在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有种失落感。３０年来全家人都没分开过，从来是热热闹闹的，弟弟们成家后也都住在附近。可现在说散就散了，有时候外面有人讲话她老听成是家里人的声音。
　　说着，陈连彦眼圈红了。
　　那只土黄色的小狗哼哼唧唧地吃着牛奶。陈连彦说小狗的妈妈共生下了三只狗仔，她只留下只最小的，另外两只小狗让家人带到崇明县去了。
　　她轻轻地把小狗抱在怀里说：“挺可怜的。”
　　“最担心的是爸妈”，陈莲秀说，“两个身体都不好，现在他们只能靠我的弟弟和弟媳了，以前都是我和妹妹照顾的。”
　　送记者出门时，她还连连回头，怕电话突然会响起来。
　　在等电话的不只这一家。村里曾云兰的大儿子张林和媳妇、孙子一家３口也迁往上海崇明。记者进她家门时曾云兰正在电话机旁发呆。
　　曾云兰说儿子走了５天，对她来说就像过了５年一样。儿子２２岁了从没离开过她的身边，“儿行千里娘牵心，这还不止千里呢！”她说。
　　她说儿子在家从没受过苦，开着运输车每天能赚一二百元钱，可去了崇明没车开了，又不会种田，“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啊”。说着说着曾云兰就抹起眼泪。
　　听说崇明那里有台风，她就天天看天气预报，听到“上海”耳朵就竖了起来。
　　曾云兰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第二批外迁移民时能让她去上海崇明与儿子团聚。
　　“也不知道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她喃喃自语。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曾云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冲到电话机前，一把抓起话筒，刚听到里面的声音就放声大哭。
　　记者默默退出房间，掩上门。
　　对卫星村有亲人外出的家属来说，这天晚上将是个难眠之夜。

收拾行囊，我就要告别故乡
□本报记者　伍晓峰　重庆巫山报道

　　８月２５日，对于长江南岸重庆市巫山县南陵镇的外迁移民来说将是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该镇南陵村和平安村的３２户１４３名移民将举家迁往安徽省长丰县水家湖农场————一个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去过的地方。
　　而由于路途遥远，他们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熟悉的故乡了。
　　巫山县同期将有１９５０名首批外迁试点移民迁往广东、安徽和湖北。
　　而整个三峡库区将有１２１５万人在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前迁出。
　　８月１７日晨，笼罩在南陵镇外迁移民家中的是一样的乡愁和留恋，不一样的希望和不安。
　　这是南陵村最老的房子，足有百年历史。７０岁的屋主童兴乐此时正拿着一块抹布，沾湿了，细细地擦拭堂屋那张破旧得露出木茬的八仙桌。
　　这是他自打知道要要远迁安徽后落下的新习惯。尽管他自己也知道这老屋马上会被拆掉，而旧家具也只能送人。
　　“在这里我整整过了７０年。”童兴乐说。
　　他的一辈子，就在老屋及屋后那一亩地上度过，爷爷留下的旧家具上有着他太多的回忆。
　　童兴乐从没有出过重庆市辖区。惟一一次进重庆市区，他觉得似乎连空气都变味了，吃不好、睡不着，没过两天便跑回南陵，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说起要远迁，童兴乐说最舍不得的还是同村那帮老哥们。从光屁股的孩提时，他们就在山上挖蛇、在江边玩沙，六七十年过去了，他们整天凑在一起喝米酒、摆龙门阵。他闭上眼睛扳着指头，絮絮叨叨地翻出他们之间发生的烂谷子陈年往事，然后睁开眼问我：“你说让我见不着他们能好受吗？７０岁了，见一眼少一眼了。”
　　他老伴邹气相舍不得离家门只有几十米的长江。她正从江里挑上一担足有４０公斤的两桶水，一边往里面加明矾一边说：“还是妹儿的时候我就在江边耍，闻着那湿气、吹着那江风就舒坦。”
　　村民夏学英不适应的是长丰县那家农场没有挨着山：“自小就在山边长大，拾柴禾，打猪草，哪天不在山上遛个十来趟？突然来到一大块平地上，没着没落，像坐惯了靠背椅，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
　　而记者在平安村村民张兴兰家采访时发现这里坐了一大圈女人在抹眼泪。
　　张兴兰家的行李曾经打了又拆，拆了又打，下不了决心。
　　“我跟几个亲姐妹从没分开过，”张兴兰红着眼圈说，“就连处对象都要互相商量着让同意，有什么私房事也不瞒着，有没有农活都腻在一起，打麻将少了哪个都不开桌。各家的孩子都混在一起，说要分开，娃儿都哭得泪人似的。我去了安徽，她们谁家有个头疼脑热，我看不到，又隔着几千里，心里不跟浇油似的？”
　　人群里传出低泣声。
　　“我们能不去吗？”童兴乐说，“干部说的舍小家、保大家的道理我都懂，前年长江那场水冲得百姓那个苦哟，心疼啊。三峡大坝修好后要真是让他们不遭这罪，老汉我受点罪没啥，反正是一把老骨头了。”
　　而张兴兰最后还是打好了行李包，整整齐齐地码在卧室。“我们不是不明白事理的人，”她说，“国家有难处，也是为百姓好，我们挡了三峡工程的道也于心不安。我们就是想说，如果移民真有牺牲和奉献的话，倒不是钱，而是让我们牵肠挂肚的东西给白白扯断了。我们也不求什么，只是要让大伙儿能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
　　真正促使外迁移民果断地拆掉祖屋的真正动力是他们对迁入地未知生活沉甸甸的期望。
　　在南陵村３０岁的外迁户向天辉家采访时，他正与６岁的儿子吃早饭。
　　他家６口人所住的老屋仅４４平方米，东墙裂开大口子，家里陈设简陋。
　　向天辉家只有坡度很大的１·４亩地，缺乏水源，只能种玉米，属于当地人讲的“下雨土就走，晴天遍地干”的低产地。向家除老人和孩子在家外，其余４口人家像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
　　南陵镇历来人多地少，又没别的产业，镇经济的发展在县里并不靠前。
　　“如果不外迁，这样的日子过得没有什么盼头。”向天辉说。
　　今年５月镇政府派人向村民动员外迁时，当向天辉听到他家可以承包６亩地时，当即报了名。
　　“农民最金贵的当然是土地了。”向天辉吃着面条，不时挥舞着筷子讲述他的“新农业计划”，“地里是能挖出金的。我想过了，那６亩地不种粮食，搞蔬菜大棚、种花、经济林木哪个都行，因地制宜嘛。”
　　在上海打过工的向天辉精明地打算着，脸上兴奋地冒着光：“如果几家移民一起种蔬菜，政府有优惠政策，周边信息又灵，３—５年搞出点规模来，先立稳脚跟。到了那时候，钱应该不会成太大问题，我们就再投入生产，搞出个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就不当农民当老板了。”
　　向天辉的“致富梦”在政策上是有保证的。记者了解到，三峡外迁移民除能得到承包土地和必要的生产资料外，迁入地政府被明文规定必须尽快提高移民生产技术，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引导移民致富。
　　在记者采访时，向天辉的儿子８岁的向浩文一直在旁边闹个不停。他对迁到一个新地方表现出极大的好奇。
　　根据移民与迁入地政府的合同，向浩文将在９月１日直接插入长丰县一个教学质量较好的小学上一年级。
　　据去过那里的移民代表讲，那所学校里教师的文凭都是中专生以上，比现在一般的农村小学要好。
　　但孩子的外婆还是有些不放心，她要眼见为实。
　　在平安村，３６岁的村民李忠宏希望未曾谋面的新移民房能够和自建房一样，质量过关，经过粗装修，并且有水有电，能让她们跋涉几天后，不费劲就能住进去。
　　“别看这只是个很具体的希望，”李忠宏说，“其实里头包含着新家乡到底是真心欢迎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一个派下来的任务。”
　　离８月２５日还有７天，可南陵村的村民的心已经揪得紧紧的，在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之际，他们百感交集。

移民的现实和未来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副局长张宝欣现场访谈
□本报驻沪记者　杨海鹏　浙江嘉善报道

　　工程移民大量向外省市迁徙，向经济发达地区迁徙，这在我国工程建设史上尚属仅见。由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移民与接收地之间的社会文化整合，是一个历史的、世界性的难题。
　　８月１６日，在浙江嘉善移民现场，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副局长张宝欣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为什么要远走他乡

　　记者：兴建三峡水库的决定是１９９２年作出的，你们编制移民规划也有８年以上的时间。令我们感到突兀的是，三峡移民外迁的决定，仅是在去年５月才作出的，而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即启动了试点。
　　张宝欣：三峡工程从上马到２００９年完工，要１７年时间。这么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跨度，世界罕有，其迁徙的人口量也是绝无仅有。１９９２年我们规划时，测算６００多平方公里淹没区的移民人口为８４·７５万人，现在估算的数字是１１３万人。这些估算都比较保守，如２００９年移民数达到１２０万人，我也不奇怪。
　　我们过去的规划，移民主要是就地消化。一是朝山上搬，这样做财力上耗费少，也便于不愿远离乡土的当地人接受；二是扩大城镇规划，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纳过剩人口。
　　这些规划的改变，原因首先是１９９８年长江那场洪水。朝山上搬，必然会毁林开荒，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造成山体滑坡、泥石流，从而加重长江的含沙量，影响三峡工程的使用寿命。其次，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出路变窄。１９９２年规划时，我们不会料想到现在中国经济进入生产过剩的时代，当地在技术、市场上无优势，发展第二产业的可能减小，第三产业也就失去依托，这样人口压力就更大。城市的超规模发展，污水、废水、垃圾的出路在哪里？外国人有预言说，三峡库区将变成一个巨大的化粪池，我们这些热爱三峡、关心三峡工程的人，谁都不愿看到这种情形。移民外迁也就是在这些背景下作出的决策。
　　７万人外迁，对三峡百万移民，只是一小部分，但从环境保护上，我们是跨出了一大步。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记者：此次接受外迁移民的省市，很多是沿海发达地区，本身就人烟稠密。在我印象中，这种移民方式，与建国以来的“惯例”有很大反差，为何作出这种选择？
　　张宝欣：我才从上海过来。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也说，这５０多年来，只有外地接受上海移民，现在如此规模地接受外地移民落籍，也是第一回。
　　从大型水利工程来说，建国以来，除三峡外，移民量占前三位的是新安江、三门峡、丹江口，总移民数都是２０万到３０万之间。但当时搞工程，多靠行政命令，将绝大部分财力都用在工程上，很少考虑到移民利益，其结果是“漂漂亮亮的工程，破破烂烂的库区”，移民返迁量很大，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现在还没有解决。在１９８５年以后，重大工程移民工作的指导思想有了改变，“工程建设 ”和“移民工作”被放在同样的位置考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近百年来最大的移民运动，但“扎根”、“落户”很难，关键在于它不符合人自身发展的愿望。着眼于移民未来的发展，是三峡移民工程成功的保障。

怎样开始新的生活

　　记者：移民接收地政府的态度如何？毕竟就一些发达省市而言，他们更欢迎技术移民，资本移民。而三峡移民多是农民，一无技术，二无资本。
　　张宝欣：首先要纠正一点，三峡移民是带资移民，国家给予移民的补贴是前所未有的。发达省市的顾虑，主要是移民与当地社会的整合非常复杂，有经济上的因素也有社会管理和文化上的因素。我们搞移民工作的，顾虑的是移民们落籍的农村，原住民对他们欢迎不欢迎。但在崇明和嘉善、长兴这三地，我们未发现原住民抵触现象。在崇明岛，移民到达时，田里的秧，当地农民已给他们插好，萝卜苗长到小拇指高，移民看了都抹眼泪……这是中国农民之间最淳朴的感情，也是我们民族牢不可破的凝聚力的体现。
　　记者：三峡移民到上千公里外的沿海地区，文化、经济、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非常大，难以避免产生矛盾。而且接收地是农村，人们的血缘地缘意识很强，短时间融合，恐怕很困难。
　　张宝欣：移民的社会整合问题的确很复杂。应该说，他们移民至此，多是自愿报名来的，素质上是比较优秀的，已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我们也有目的地将他们分散安置，这样有利于他们融入新的环境，吸收新东西。
　　记者：各省市对移民接收地是如何选择的？政府方面对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如何进行扶持？
　　张宝欣：１１省市进行试点时，大多选择本省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进行安置。像浙江这样的发达省份，也有省内移民，但他们也没有机会安置在像嘉善、长兴这样好地方。山东的安置地都在富庶的胶东地区。
　　我们对移民生活，提出这样的要求：一是高于其原来的生活水平；二是不低于接收地人均生活水平。
　　第一点比较容易达到。第二点，在短期内没有问题。我们在两年内发放一定的生活补贴，而且各地政府都有相应的扶助计划。比如说减免农业税２—３年，减免中小学生学杂费２—３年，减免盖房契税等等，各地的优惠政策很多。很多具体工作，是当地民政部门承担的。他们很具创造性，如广东博罗县，给移民办了免费粤语学习班，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创造条件。
　　记者：移民不是特殊公民，优惠政策也只有２—３年。但融合可能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弥补差距仅这么点时间恐怕达不到。
　　张宝欣：我们也已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正考虑拟定后期扶助政策，比如招工向移民倾斜，给安置地投资项目，使移民在此基础上逐渐靠自己的能力富裕起来。

还有问题等待解决

　　记者：我走访了一些移民户，关于移民补贴问题，不少移民有意见。这里是否存在移民补贴不到位的情况？
　　张宝欣：移民补贴不到位？这种情况没有发现。我们这次考察崇明、嘉善、长兴三地，移民的反映我们都仔细地听，然后一笔一笔跟移民算账，他们大多心悦诚服。但移民们的误解也反映出我们的移民宣传不够。这方面，我们原规划也不充分，现在又追加了几十亿投资，移民总资金约在４７０亿左右。
　　记者：在你们考察过程中，是否发现从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对外迁移民有没有隐忧？
　　张宝欣：有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比如浙江提出来，移民入户后，就是村民，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当然成员。浙江一些移民接收村，集体经济势力相当雄厚，人均积累几千元，上万元都有，移民进入等于拿了“干股”，这对当地人不公平。这个问题如不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可能造成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还有像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已搞了近１０年，而三峡移民没有保险。好在上海没有把问题上交，市财政拿出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最大的担忧是移民的心理问题。怕他们躺在“移民身份”上不谋自立。比如，照顾他进工厂，干得不好，老板要炒他，他就拿“移民身份”做文章：“我是国务院派来的，不是自己想来的。”如果长期将这种身份抬出来，搞特殊化，凡事依赖政府，当地人会排斥，融合也就没有可能。这样一来，我们的外迁移民工作就是个很大的失败。
　　作为移民主管部门，我们会与对接地很好地进行合作，做好这项工作。
　　记者：这次外迁移民，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接收地到迁出地挑人，还有残疾人不挑，刑满释放的不挑，超生的不挑等等做法，这样做是否合理合法？是否会给外迁移民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张宝欣：说接收地“几不挑”不合适，事实上这是重庆主动提出来的，他们叫“五不迁”。接收地的“不挑”是根据重庆的“不迁”而来的。重庆之所以出台这种政策，主要是想减轻接受地的负担，将困难自己扛下来。同时，这样做也可以保证试点工作的成功率，在接收地形成对三峡移民比较好的印象。
　　但这确有不妥之处，“不迁”“不挑”范围的人拥有公民权，也就拥有自由迁徙权。随着外迁移民工作的深入，我们会扩大移民范围，即只要是库区移民，都有资格外迁。当然，具体操作上，更需要接收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