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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娘用一双小脚，艰难地走过一个个春夏，又走过一个个秋冬，从黑发到白发，一步一步地终于将苦难的日子走到了尽头。
                                               娘

　　孩子们闹哄哄地簇拥着我，露出一双双好奇的眼睛，那个稍大一点的男孩，兴冲冲跑到前面报信去了。而我已全然不认识他们是谁家的孩子。
　　娘早已迎到了家门口。
　　娘老了，冬日的阳光打在她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上，她的头发花白且稀疏，本已瘦小的身材更加矮小，尤其是那双缠得很小的脚，走起来显得吃力极了。
　　看到我的身影，娘无声地笑着，听说是用小车送回来的，老人有些吃惊。赶集回来的父亲，弄回了一篮子的菜，娘说：“买了一只活鸡，我去炖汤给你喝。 ”父亲做得一手好菜，这时候，谁做他也不放心；娘就默默地坐到灶台下烧火。那是她坐了几十年的地方。她懂得什么时候该用什么火头，她永远那么精细地操控着灶膛里大大小小的火苗。洞悉火候，是一个乡间母亲一生的智慧。
　　在今天乡亲们的眼里，苦了一辈子的娘已经过上了好日子。她再也不用穿洗得白一块灰一块的破旧衣褂，再也不用住那两间被烟熏火燎了几十年的破旧土坯房，每个月，她都能从乡邮局领回５００元钱————我的汇款对娘来说是一笔大钱。她不知道我具体在干什么活，但她一直执着地认为，这些钱都是我熬夜挣来的。
　　但在一闪一闪的火光里，我看出，娘衰弱多了。更重要的是，娘总还像揣着沉沉的心事。
　　我是娘在改嫁后生下的孩子。在我之前，娘生了五个，养活了两个。
　　娘时常讲起过去的事情。她平时不说，要说，总是在我们家最“富有”的季节——庄稼收割后，生产队刚分了粮食，一家人可以尽情地吃上一顿饱饭；或是在月朗星稀的夏夜，娘一边用大蒲扇给我和弟弟赶着蚊子，一边就说起往事。
　　解放前夕，娘嫁到蔡家，那是一户有几亩薄地的破败小地主。几亩地后来当然是被分了，娘的一家因此也成了地主成分，在村里抬不起头。
　　转眼到了１９５８年，大约六七月间，生产队干部把家里的锅和粮食全都拿走了，连一点儿油盐也不让留下。娘的一家同社员们一样，全部集中到生产队食堂吃饭。后来，连家里的桌椅板凳也被拉走了，只留下吃饭的碗筷。在“放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地主家的人”也得看人脸色，一个人常常只能分到稀汤带水的一瓢。
　　１９５９年的春季，收成依然很好，但劳动力都在炼钢铁，娘和一些年纪稍大的妇女就成了收割庄稼的主要劳动力，这样，还是有一部分小麦来不及抢收，被雨淋了后烂到地里。收上来的粮食大部分都上交了。勉强撑到八九月份，各生产队实在没有粮食了，只好宣布食堂暂停，允许家家户户开火做饭。
　　娘面对着无米之炊，这时候，一家共有八口人———公公、两个大人、五个孩子，最大的儿子也才１３岁。像无数饥饿的生命一样，他们挖过野菜，吃过树皮。当年秋季，水稻绝收。幸好生产队种了一些油菜，这成了社员们的救命菜。
　　４０年后，娘依旧刻骨铭心的是：“有一天夜里，你哥偷了一筐菜，正想往回走，放哨的生产队干部追来了，可怜你哥早已饿得皮包骨，没跑几步就摔倒了，被抓住，吊在生产队的屋梁上。”
　　我依稀记得，娘每次说到这里，总是忍不住落泪。“实在饿极了，不偷活不了命。”娘说。
　　“咋不出去要饭呢？”我傻傻地问。
　　娘摇摇头：“要饭？民兵白天黑夜拿着枪放哨，抓到出去要饭的，要打死你！”
　　在１９５９年寒冬刚刚降临时，娘的公公成为全家第一个被饿死的人。
　　一家人含着泪，用一块门板挡着土，掩埋了老人。
　　几天后，娘的第三个孩子、已经四岁的老三眼看不行了，等娘挖菜回来，再抱起这个苦命的孩子时，他的头已经耷拉下去。
　　此时，死亡已经变得习以为常，有时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倒下了。也还是这一年的隆冬时节，大雪纷飞，娘的丈夫终于没能熬过去，还不到４０岁的他成为全家第三个饿死的人。那一年，娘的眼泪未干，另两个孩子也相继去了。
　　娘至今也不知道，这个普通的八口之家遭遇的劫难，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大面积“非正常死亡”，史称“信阳事件” 。
　　后来，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俺一家饿死五个，能有三个活着，算是好的了。”
　　我出生后再没有遇到过死亡的威胁，但我也永远忘不了饥肠辘辘的感觉。今天当我看到娘在灶膛前的火光里忙碌不停的时候，朦胧中我又像嗅到了熟稔的红薯干气息。
　　我七八岁时，遇到了青黄不接，特别是冬天，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稀饭。这也是穷人家通常过的日子，早饭吃得很晚，一般都是九、十点钟，而中午饭吃完已是三、四点，晚上的一餐只能紧紧裤腰带省了。曾有许多个夜晚，我和肚里空空的弟弟闹着不肯睡觉。娘就摸摸索索地从粮囤掏出红薯干，放到大锅里炒给我们充饥。只有淮河两岸的人家有这样的动作————娘往锅里扔一把红薯干，又往灶膛里填几块红薯干。劈劈啪啪的声音响起来，火光把娘大大的身影涂到墙上，这是我们最欢乐的时刻。
　　非常年代丧夫丧子的痛楚，使娘把全部的心思拴在我们身上。我记得，遇上饭不够吃的时候，娘总是给我和弟弟的碗里盛得满满的；父亲也要吃饱，他要干很重的活；娘一个人在厨房里，铲一点锅底，用开水泡一泡就算一顿了。每当此时，她总是说不饿。
　　父亲是安徽人，家在淮河蒙洼行洪区，是困难时期跑到河南来的。他和娘成了患难夫妻，后来，娘又把侥幸活下来的骨肉————蔡家大儿子送到父亲的安徽老家成亲。这其中的辛酸，只有娘能体味。丈夫，儿子，都是因为穷，才不得已远走他乡去做“上门女婿”的啊。
　　那年头，父亲常常贩一些大米到安徽老家去卖，这在当时叫“投机倒把”，要冒很大的风险。在我大约十来岁的时候，就成了父亲的一个好帮手。他悄悄地装上一架子车米，三四百斤，车上拴一根绳子，我也帮着拉，算是给他做个伴。
　　临行前，娘早早叫我睡上一觉，然后烙好了馍，热乎乎的，装在袋子里，那是我和父亲一路上的干粮。
　　半夜时，我和父亲拉着车子，顺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向四十多里外的老家走去。走了二十多里，便来到河南通向安徽的最后一道关卡，父亲先探了路，确认安全后，才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过去。
　　过了关，就是安徽了。眼前是平坦的淮河故道，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芦苇，一望无际，前后十多里不见人烟。风吹过来，芦苇丛哗哗地响着，我紧抓着父亲的衣服，怕极了。
　　我们停好车，往四周看了又看，然后拿出娘烙的馍，啃几口充饥，休息一会，再往前走，一直过了淮河干流的渡口，就到老家了。这时候，已是东方欲晓。
　　这一趟，可以赚到六七块钱，用这笔钱，能买三十多斤大米，足够接济一阵子。
　　渐渐地，我长大了，也多懂了一些事，才知道娘的心里原来埋藏了那么多的苦难。娘来到人间，仿佛就是为了这样无尽地付出。养活孩子，成为她毕生的使命，和生命的全部意义。她用一双小脚，艰难地走过一个个春夏，又走过一个个秋冬，走遍了人间的坎坷。从黑发到白发，一步一步地终于将苦难的日子走到了尽头。
　　８０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政策结束了饥饿的历史，娘看到自己的一家同别人一样，分到了土地。从当年开始，家里原来空荡荡的几个土囤子，已经装不下粮食了，娘的脸上露出了几十年难得有过的笑容。
　　就在娘刚过上好日子的时候，我离开了家乡，转眼间，已将近２０个春秋。当我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奔波在各地的城市乡村时，我常常会想起娘说过的往事。我常常感到，娘在看着我。
　　无边的往事，早已湮没在岁月的沧桑里。此刻，正是２０世纪最后一个冬天，我坐在娘的身边，她从历史说到现实，从苦难说到幸福，一直说到子夜时分。
　　我拉开门，独自一人走出去，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乡间夜晚！万籁俱寂，满天繁星，仿佛就挂在已落尽黄叶的树梢上，一条白色的银河，自东向西穿村而过，像一条镶满钻石的玉带……
　　娘啊，您听，新世纪的钟声就要敲响了！